摘要：“十四五”时期是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发展目标的重要起步阶段，是“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重要历史交汇期。回顾过去，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具有了良好的规模、结构、制度与环境基础。面向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给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遇与挑战。继往开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重点是：构建分类发展的质量保障体系，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通，推进线上线下融合的学习革命，深化高等教育的集群发展战略，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在新时代教育评价理念指引下，促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关键词：“十四五”时期；高等教育普及化；质量保障；集群发展；治理体系
作者简介：钟秉林（1951-），男，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面肯定了“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成就，明确了我国“十四五”期间和203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为我国制定教育领域中长期规划提供了基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1]，对“十四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与重点任务进行回顾与展望，这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也将促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2020年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收官之年，也是我国教育事业“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发展目标的重要起点。“十四五”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历史交汇期。回顾过去，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具有了良好的规模、结构、制度与环境基础。面向未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面临着外部形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也有自身的优势与困难。“十四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任务的关键包括：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竞争力与吸引力；适应信息化时代教育教学形态的改变，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多样化需求；促进高等教育集群发展，实现高等教育功能的集聚溢出；构建政府部门主导、多元参与的治理体系，以评价为导向提升教育治理能力，促进教育系统内外、教育系统各学段的发展目标与任务的协调发展，等等。
一、“十四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新形势
现代大学深深嵌入其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之中，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求大学组织发生相应的改变[2]。“十四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初级阶段，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将面临国内外社会形势的转变、国家总体战略布局优化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国际格局重构提出新命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近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而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相互交织、相互激荡，成为当前中国教育发展必须面对的国际大环境。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开始朝着多极化的趋势发展，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以竞争和融合为核心的创新之战成为常态，科技创新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争夺生存权、发展权和话语权的焦点与核心。高层次创新人才成为全球科技竞相争夺的战略资源，促进科技与教育相结合已经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依然面临自然科学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的现象，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国际范围内的话语权等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国际格局重构的背景下，面临西方国家强行推进的科技“脱钩”等策略，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
在这个大背景下，迫切需要我国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这对我国创新型人才培养、高校科研创新、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尤其需要加强基础学科的创新应用，加强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为技术、组织、模式的创新提供方向指引和基础支撑。同时，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全球经济社会和自然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呼唤全球治理，我国在世界格局重构和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发挥作用，也是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二）国家战略布局赋予新使命
当前，全球经济贸易增速放缓，国内周期性问题与结构性矛盾叠加，尤其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挑战很多，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越来越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新技术、新产业、新职业不断涌现，社会对高层次创新型专门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需求越来越迫切，圆满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需要现代化高等教育的支撑，需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发展的20年来，我国人均GDP增长率保持在6%以上，这在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也对高等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面实现以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也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区域发展战略提出新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实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战略，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战略重点。改革开放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主要是配合国家经济复苏的需要进行院校调整，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需要，具有明显计划性的特点；改革开放后，在效率优先的经济发展思想指导下，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性增强，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区域差异明显；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开始关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发展战略，致力于推动形成东西南北综合联动发展新格局。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重要地位，支持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充分发挥粤港澳高校联盟的作用，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引进世界知名大学和特色学院，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等[3]，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4]。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集群发展的态势已经初步形成，而形成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发展的有效机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耦合关系，将成为“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系统适应环境变化与需求的重要议题。
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全球经济增长显著放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调整，“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的本土化、区域化趋势将更加凸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和国家针对国内外局势转变作出的重要判断，也是打造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这将进一步凸显高等学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5]、区域经济协同和本地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也需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新局面。
（四）信息技术融合面临新挑战
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成为国家竞争的关键，世界各国都将人工智能技术等作为未来国家竞争力提升的关键，以期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据制高点。高校是新兴信息技术运用的战场，也是新兴信息技术原始创新的主阵地，需要高校在前沿基础理论、关键共性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提供支持，促进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生物以及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新兴信息技术也对高校的人才培养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以及就业市场带来明显的冲击。同时，随着信息技术产业革命的萌发，互联网教学方兴未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对高等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教育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可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实现个性化、精准化的教育支持，促进教学过程的持续改进，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6]。在疫情防控时期，网络教学突破了个体学习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满足了学生居家学习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并促进了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可以预期，这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在线教学实践，将会成为我国教育信息化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契机，必将有力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但是全面实施网络教学也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一是教育技术资源配置的区域、城乡、校际差异引发的教育公平问题；二是学生自律性、教师信息素养的差异带来的教学效果问题；三是信息技术也给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组织形态、教师角色及师生关系造成了冲击，带来了教育治理的机遇与难题。“十四五”期间，随着在线教学的全面探索与实践，我国高等教育形态将发生重要改变，如何面对这些问题也成为高等学校的重要任务。
（五）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阶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全面深化改革依然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强调指出，“十三五”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加强了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部署推进了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体系的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一些长期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得到破解，一大批基层改革创新的经验做法不断涌现，教育面貌正在发生格局性变化。“十四五”时期，要继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改革，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国教育领域的时代任务主要是：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内在联系，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深刻认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阶段性新特点、新任务，紧扣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解决突出问题，提高教育改革的战略性、前瞻性和针对性，使改革更好地对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诉求，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深度融合、高效联动。
二、“十四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基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十三五”期间，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依法治国取得重大进展，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教育优先发展提供了保障，教育发展成就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结构调整、制度改革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也依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成为“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与改革着力点。
（一）高等教育的规模质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9年，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05所，在学总规模11.7万人，毛入学率0.26%[7]；2019年，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 688所，在学总规模4 002万人，毛入学率51.6%[8]。据此统计，70年来，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增长了12倍，在学总规模增长了341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长了51.34个百分点。尤其是1998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进入快车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长了41.8个百分点，经历了高等教育精英化、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大国。十九届五中全会全面肯定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目标的实现，并将其作为“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成就。
同时，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高等教育质量问题进一步凸显：首先，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招生政策、管理制度、课程内容、评价标准等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如何保障不同类型高校的多样化、特色化发展，确保人才培养质量，满足社会对不同层次、类型的高素质人才的多样化需求，成为“十四五”期间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其次，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带来就业难题。“十三五”期间，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急剧增长，预计“十四五”期间还将持续在高位，就业基数庞大，形势复杂严峻。最后，新建本科院校占据我国普通本科高校的半壁江山，在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进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同时，新建本科院校办学历史较短，基础比较薄弱，如何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教师队伍水平等，成为今后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任务。
总之，“十四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将从高速度规模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各级各类高校的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以及差异化发展的战略规划与路径选择。
（二）高等教育的类型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分类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尤其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了高等学校分类管理的治理理念。《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也将高校划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术型，初步形成了国家层面的高校分类体系的指导框架，同时提出了国家主导、地方统筹的高校分类指导思想[9]。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各司其职、分类发展，继而发挥组织功能的集聚溢出效应，实现教育系统内部的协调发展，提高对整个社会系统的积极应变能力，使得高等教育系统本身更加具有开放性和应变性。
当前，我国初步形成了分类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了不同高等学校分类发展的战略格局，但是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益依然有待提高。一方面，我国重点高校建设政策的实施效益有待提高。按照效率优先的原则实施了一 系列重点建设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初实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建设政策，改革开放后形成了多层次的重点高等学校建设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计划等。在不同历史时期，重点高校建设政策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和竞争力的提高，缩小了我国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差距。目前，“双一流”建设高校陆续完成了首轮建设成效的总结评估，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同时，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依然有不小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一流人才培养的质量与原创性成果匮乏；另一方面，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尚有待时日。2015年，教育部、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推进地方普通高校转型发展，从供给侧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推动地方支持有特色高水平的地方高校发展，推动应用型高校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课程结构，聚焦社会需求和岗位需求，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但是应用型高校与职业技能型高校如何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实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结合，实现真正的产教融合，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还需要进行艰辛的探索。
因此，“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切实提高不同类型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文化传承及创新功能。
（三）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逐步形成了包括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四级层次结构，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逐步完善。截至2019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3 317.90万人，其中专科生1 280.71万人，本科生1 750.82万人，硕士生243.95万人，博士生42.42万人，分别占在校生总规模的38.60%、52.77%、7.35%、1.28%[10]。进入新时代，我国学位体系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必须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这对学位结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也出现了新的学位诉求。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加快调整了学位类型结构，从1990年开始设置专业学位，2000年专业学位种类11个，2011年增长为39种，到2019年增加到47种[11]，专业学位成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10月9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提出，到2025年，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2/3左右。另一方面，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并且表现出了愈来愈强烈的学位设置诉求。2014年6月23日至24日，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等政策文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不少高职院校提出了学位设置诉求，在地方层面出现了 “工士”“匠士”“专业副学士”等学位或者荣誉学位证书的探索，也有政协委员建议设置副学士学位，打通高职与本科教育的培养通道。
总之，如何提升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的质量，积极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满足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学位设置诉求等，成为“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调整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高等教育的治理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持续深入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逐步建立起了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统筹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形成了公办和民办并存的办学体制，逐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建设与重构一直在探索和完善之中，尤其是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高等教育治理与决策越来越受到不同利益群体多元化诉求的影响，不同领域的教育改革可能也会存在制度重构的冲突与矛盾，高等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
“十三五”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多项改革方案，如《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等，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2019年10月31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这为新时代我国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2020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这是落实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纲领性文件。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在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方法等方面体现出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特征[12]，为新时代优化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提供了基本遵循。
三、“十四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重点
“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要以转变教育思想观念为先导，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为动力，以破解重点、难点等现实问题为抓手，集中精力抓好内涵建设，提高质量、优化结构，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社会公众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选择性需求，为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一）构建分类发展的质量保障体系
迈入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面临教育系统内外部的难得机遇与严峻挑战,世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呈现出某些共性发展趋势。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要基于中国实践探索,更新教育发展理念,树立多元化的质量关，推进高校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实现不同类型高校的分类发展,满足普及化背景下人民群众的多样化、个性化教育需求[13]。
第一，构建多样化的高等质量保障体系，在自我评估、院校评估、专业认证、状态数据常态监测、国际评估的“五位一体”质量评估活动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第二，确立高校质量保障的主体地位，构建多样化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高等学校应以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专业认证、教学评估等重要任务为抓手，建立起以专业教学为基础、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持续提高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效性。要践行学生中心、结果导向，持续将学生学习效果的跟踪评价作为质量评价的重点，开发和完善基于中国学生体验的评价指标和评价量表，全面客观地呈现高校人才培养的效果。
第三，形成具有学校特色的质量文化。以“十四五”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为契机，推进高等学校干部和师生员工凝聚发展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在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基本功能的过程中，注重反思和升华，形成具有高校特色的质量文化内涵。
（二）推动线上线下融合的学习变革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是新时代高等教育面临的新挑战，也是制定和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战略任务之一。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区块链技术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改变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渠道和方式，导致了高校教师角色的转型和师生关系的变化，冲击着高校的教育教学观念和办学理念、教学组织形态和教室布局、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以及教学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高等学校要保持敏锐的目光，密切跟踪发展趋势，积极开展多样化探索。
第一，发展在线教学，扩大优质高等教育教学资源覆盖面。要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发挥在线教学优势，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尤其是助力中西部地区高等学校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第二，提高在线教学质量，探索线上线下教学融合。在线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具有实质性的区别，在线教学如何实现师生互动与生生互动，探索“网真”课堂；线上线下教学如何实现深度融合，构建后疫情时代混合式教学的新常态；如何加强线上教学质量监控，探索新教学方式的质量评价等，都需要加强政策导向，并引导和鼓励教师进行实践探索。
第三，提高师生信息素养，加强信息化教学能力建设。要顺应科学技术和教学改革发展趋势，通过校本培训等手段，切实提高高校师生的信息素养；同时要重视提高教师的学科交叉和课程整合能力，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跨学科综合性教学，探索跨专业（类）人才培养。
第四，发挥信息数据优势，加强对师生发展和学校发展的跟踪与评价。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信息技术的支撑作用，实现对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效监测和预测，促进教学决策科学化、教学管理精细化和学生学习个性化。
第五，重视在线高等教育治理。信息技术的普及将影响教育决策与治理，网络舆情也将影响政府的权威性与公信力以及高校的社会声誉，对高等学校治理带来极大的外部挑战。要重视舆论引导作用，加强网络安全管理，建立教育领域重大决策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提高应对社会风险与舆情问题的能力。
（三）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通发展
从层次结构来看，“十四五”期间，一方面要重视本科教育，深入实施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行动，全力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另一方面，要重视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探索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通发展，既要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又要面向社会需求培养本专科层次的高素质应用型、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要妥善解决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学位诉求问题。笔者调研发现，目前存在三种观点：一是增设独立的职业教育学位体系，二是依托现有学位体系满足职业教育学位诉求，三是在专科教育阶段增设副学士学位。无论哪种构想都存在现实基础与实践困境，应进行科学论证与利弊分析，理性回应社会诉求。
第一，在部分省份实践探索基础上，增加专科学位改革试点，为修订《学位条例》提供中国经验，继续探讨建立副学士、学士、硕士、博士四级学位体系的可行性。
第二，完善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分类培养体系，积极探索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科教融合、本硕博贯通培养，大力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培养。可以将职业教育学位诉求纳入现有的专业学位体系中统筹考虑，完善职业教育从专科教育到博士教育完整的教育体系，使专科教育向“上”发展道路畅通，促进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协调融通发展。
第三，完善新的学位质量评估平台，将评估专家进行“学术学位”或“专业学位”分类登录与管理，吸收行业、企业等符合评审条件的专家进入到专业学位评审专家库，进一步完善区别于学术学位的专业学位评审指标体系。
（四）推进高等教育集群发展
“一带一路”、京津冀区域、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构成了我国未来区域发展战略的总体布局。“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领域的战略重点之一是以发展为导向，实施高等教育集群发展战略，发挥高等教育功能的集聚-溢出效应[14]，服务区域发展战略布局。从国际经验来看，高等教育集群发展的关键是形成区域高等教育协作发展机制。
第一，发挥政府主导、市场推动、高校主体作用，促进高等教育的区域协同发展。依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环境差异，发挥政府统筹和市场拉动作用，强化高校的主体作用，主动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实现区域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良性互动。
第二，完善区域高等教育协作机制。与欧洲区域范围高等教育的区域合作不同，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协作发展是在同一教育体制之下的协同合作、发展共赢，有力支撑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因此，要在省级政府战略合作框架之下，探索高校之间战略联盟的深度发展，尤其是学科专业的协同发展；构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机制，促进师生深度交流，协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科建设水平。
第三，完善教育对口支援机制。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背景下，东部地区高校对中西部地区高校开展的对口支援，应该更加强调提升中西部高校的自主发展能力，充分发挥受援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功能溢出效应，切实提高中西部高等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围绕服务国家战略需要，聚焦人民群众所急、所需、所盼，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加快缩小区域、城乡差距。
（五）优化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方案，引导大学协调好大学与社会、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进而解决学校与政府关系不顺畅、学校与社会关系不协调、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统筹推进招生方式、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推进学校内涵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是“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改革的重要任务。
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要发挥党委和政府的主导作用，落实学校的主体责任，鼓励多元参与，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体体现在：一是充分发挥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的教育督导部门在新时代教育评价中的主导作用，保证教育改革发展与学校办学方向。二是进一步强化学校的办学主体地位，将资源配置、经费使用、考评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学校，切实落实和逐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激发学校办学活力，推进学校内部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依法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学校制度。三是鼓励和引导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的参与，提高教育评价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完善政务公开、民主管理和问责制度，推进教育治理体系的优化和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总之，“十四五”时期构建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重点依然是改善政府宏观管理、完善大学领导体制、优化大学组织机构、保障大学民主管理、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深化管理运行机制和运行机制改革，营造优良校园文化和育人氛围等。
（六）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这就要求“十四五”期间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继续扎实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第一，探索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形式，拓展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领域。积极拓展新兴国际教育合作项目，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加强政策导向，与国外合作高校共同开发合作项目，评价实施成效，总结相关经验。第二，发挥信息技术优势，主动探索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关注新冠病毒疫情对师生国际流动造成的物理阻断和国际关系的新变化，立足本土本校，提升全体学生的国际化和跨文化素养，探索形成教育国际化新格局。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促进学术讲座、短期课程、国际论坛等在无人员跨国流动的情况下有效实现。组织引进优质的国外课程资源，就地服务于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和国际化战略。第三，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完善来华留学生招生标准，优化来华留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和管理体系，发挥我国疫情防控成效的制度优势，提高来华留学教育的吸引力，不断提高教育国际化的水平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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